實務判決關於靠行等交通行業，多認為民法的僱用人責任規定，是為了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稱之受僱人，就要從寬解釋，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是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例如：將營業名稱借與他人使用的情形，車隊如果以只是提供叫車服務的居間者角色(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或類似乘客與司機間的仲介，抗辯對於司機沒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而主張不應與肇事司機同負連帶賠償責任，這樣對於一般人會沒有保障，所以法院實務多認為車隊與肇事司法應負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

智慧財產權之許多法規範中，賦予權利人一定期間的專屬權，除了積極的實施權能外，亦有消極的排他權能（註一）。在此排他權能下，實務衍生出一種特別的商業運作模式：即智慧財產權人不實施自己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權，而是藉由取締其他侵權人或企業並對其提起侵權訴訟，以取得和解金或損害賠償費用。為上述行為之智慧財產權主體被稱為非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下稱NPE），該維權手段係法律所創設並賦予之權利，此制度在我國及美國實務上已行之有年。

依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前段及司法院釋字第718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通常情況下室外集會、遊行需要採主管機關許可制（偶發性、緊急性集會遊行則另有規定），理由在於室外集會、遊行牽涉到諸多社會資源，很容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的秩序產生影響，甚至可能會因為該集會、遊行，而引起不同立場者間的衝突，因此主管機關有必要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而這過程中需要申請集會遊行者適時提供主管機關必要資訊，以供瞭解事件性質，評估社會整體狀況，將需利用到的公共場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為適當的規劃，並安排相關執法人力、物力，以協助集會、遊行得順利舉行，使社會秩序受到之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為達成上述目的，立法者在此範圍內，得自由選擇應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並妥為因應。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同條第4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不在此限。」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交上易字第137號刑事判決：「舉凡駕駛人駕駛汽機車行駛於道路過程之一切行止，諸如行駛、倒車、等候號誌、貨物裝卸、停泊車等行為，既然對其他用路人形成一定之干預，而有彼等間之互動及應遵循之規範，俱屬駕駛活動之一環，一旦失衡肇致事端（無論事故予以因果力，來自任何一方，或雙方、多方）滋生人員傷亡，均應認屬『駕駛車輛肇事』。非可望文生義拘泥於『已經啟動並行走』之進、退『行駛』狀態，始得謂之『駕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