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

關殺人未遂與傷害的區別，參照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03號判決意旨：「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行為人是否具有殺人之故意，加害時所用器具，被害人受傷多寡以及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之處，有時雖可藉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心證，但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尚須就行為人主觀犯罪認識與客觀犯罪事實，參酌社會上一般經驗法則論理為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92號判決意旨：「又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殺人未遂與傷害之主要區別端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而行為人於加害時，有無殺意或僅具傷害故意，應參酌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客觀環境，如行為人因何原由逞兇，行為當時之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攻擊時之力勁是否猛烈足資使人斃命，及攻擊所用之器具、攻擊部位、次數、用力之強弱、被害人受傷之部位、程度等情況予以審認。」。

依據民法第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像是噪音擾鄰的損害賠償請求，就是以「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或稱之為精神賠償）。基本上，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民事判決意旨、105年度台抗字第23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37號刑事判決意旨：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判斷醫師就醫療行為有無過失，應以其不注意於可預知之事實，或於防止危險之義務有所懈怠，且以危害之發生與怠於注意，或懈怠防果行為間有因果之關聯為要件。如行為人行為時已盡其注意之義務，或結果之發生無預防之可能者，即無涉過失。」

在採購標案屬於「技術服務」類的時候，例如：找人畫設計圖、寫服務建議書等，考量到廠商在投標的時候就要投入大量成本，如果最後又沒得標，不免嚴重降低廠商投標的意願，使得機關難以決標，採購法第22條第2項所授權制定的《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6條第1項就規定：「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涉及廠商於投標時須提出設計圖或服務建議書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機關對其他得獎圖說之使用條件及其範圍或權限，並得於招標文件規定經評選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勵金。」，允許機關對於沒得標的廠商，發給獎勵金，當然也不是說只要投標就會有，機關可以限制需要評選達到一定的分數或名次者才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