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罪行為人若沒有與被害人和解，通常是不會獲得緩刑之宣告。基本上，若犯罪行為人被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可能不用被關了。亦即，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例如：行為人被依傷害罪起訴，法院審理後判決五個月有期徒刑，就可以聲請易科罰金，罰錢了事而不用關。但是，若被判處八個月或一年二個月有期徒刑，就會被關進牢裡了。

第87條第5項又可分為前段之「借牌」及後段之「允以借牌」，二者雖具有對向犯之關係，但屬於不同行為，應分別論罪。附帶一提，所謂「對向犯」，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因行為人各有其目的，而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

在構成要件上，借牌及允以借牌之關係要成立，必須有兩個大前提：一、允以借牌者本身初始即無參與投標或競價之意思；亦即，該人之主觀意思在允以借牌之前、之後均為無意投標競價。二、借牌者須為無合格參標資格廠商。這是因為第87條第5項前段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所致，法院實務上採取合目的性之較限縮解釋，詳可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判決所揭明：「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欲規範處罰之對象，應是其行為具有「惡性」之「無合格參標資格廠商」而借用有合格參標廠商之借牌參標行為，藉以確保採購程序之公平性。」之意旨。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案】判決主文說明：「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之。」 上面判決的內容，白話來說就是有重大事由而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因為民法規定限制有責任配偶請求法院判決離婚，是有一些問題，例如：分居都已經非常久的時間，這樣都不允許離婚會是太嚴苛了，所以憲法法庭要求修法，而目前雖然尚未完成修法，但個案上仍應適用本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之。

如何計算汙名價損，可參考：「瑕疵不動產價值減損之評估可分成二大原則，即修復原則與價損原則，修復原則以技術性貶值為基準，技術性貶值主要是評估修復成本，價損原則則包含交易性貶值，交易性貶值主要是評估汙名價損，即不動產因瑕疵，其市場性及收益性受到風險及不確定性增加所導致的風險溢酬，不動產價值減損評估方法基本概念即為「損害前之價值」扣除「損害後之價值」等於「因瑕疵所產生之價損」，可以比較法評估瑕疵價損時，據此推算瑕疵問題所造成的「整體經濟價值損失」，而以比較法評估過程，係蒐集市場上瑕疵不動產之成交案例，並調查瑕疵案例於交易當時之相關資訊，以利後續進行比較分析，進行比較分析時，如瑕疵案例與勘估標的即系爭土地間可互為替代，可直接與勘估標的進行比較分析，調整成勘估標的之價值減損，如瑕疵案例與勘估標的於個別條件上有所差異，則針對瑕疵標的進行比較分析，評估瑕疵案例之正常情況下之價值，再求取瑕疵案例之價值減損額（率）」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38號民事判決參照。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