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可否對警察執行勤務時錄音錄影？
警察在執行勤務時，一般民眾可否主張維護本身權益而自行對警察錄音錄影呢？關於司法警察陳情、檢舉或接受行政、刑事調查時，民眾可否自行錄音、錄影之問題，主管法令解釋機關法務部，曾經就程序上分為刑事調查部份或行政調查部份，作出數個函令解釋（註：若民眾拍攝執勤員警，員警通常會以下列條文為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1款「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言詞或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處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這裡會涉及到的問題是，警察其個人資料及隱私的保護，像是肖像權利等，是否會因為其在執行勤務而降低或是不得主張呢（註：不過，若涉及肖像權利，則屬民事糾紛，此處主要討論民眾拍攝員警是否會被「行政裁罰」或是「刑事責任」）？這裡就涉及警察個資保護及隱私權保障，與民眾權利維護的相關拮抗作用。或許，應該從警察執勤時，其是否存在合理隱私期待的問題，法務部曾經函令說明，大略是這樣：
（一） 關於刑事調查部分 ，其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是基於偵查密行及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等理由，民眾關於向司法警察機關檢舉或接受刑事案件調查時，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的 (不過，法務部又另外有函文說法無明文禁止) 。
（二）其他陳情、檢舉或行政調查部分，又要區分為公開場所及非公開場所：
1、在公開場所部份：（1）自然人為維護其本身權益之必要，基於單純個人活動目的，或在公開場所，於其向公務機關陳情、檢舉或接受行政調查時，自行錄音、錄影行為，如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並無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2）涉及隱私權部分，應依其社會角色所涉隱私程度之不同、所處場所是否具有隔離性、侵犯他人隱私內容、所欲達成之目的及所採取之手段，據以綜合判斷相關人員對於隱私權有無合理期待。民眾為維護其本身權益，對於司法警察人員執行勤務之現場狀況，予以錄音、錄影行為，並不侵害司法警察之隱私權，自不得擅以未經司法警察同意為由，予以阻擾。惟實施錄音錄影者，仍應斟酌現場狀況，依比例原則權衡利益，避免對於司法警察人員之人格權(含肖像權)有過度侵害情事（例如：針對警察人員個人臉部為特寫式拍照或錄影者，因已逾維護民眾自身權益之必要性，該等行為即不宜為之）。（3）至於私人錄音、錄影之行為，如涉及相關法律明文限制或禁止者，應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認定其可否為之。
2、在非公開場所部份：民眾至機關場所內陳情、檢舉或接受調查時，因處於非公開之場所，故認其非屬公開行為，則民眾在該公營造物內，應服從公營造物之秩序權，機關基於考量內部安全及財產管理權之需求，得視具體個案情形，對民眾之錄影及錄音等行為有同意、限制或禁止之權限，民眾自應遵守之。
然而，法務部108年7月9日法檢字第10800111190號函：「司法警察機關進行刑事案件調查時，現場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他民眾，並非遵守偵查不公開主體，渠等並無遵守偵查不公開義務；又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民眾在刑案調查現場錄音、錄影、或公開傳輸影音資料，目前似無法律明文禁止，惟承辦案件司法警察機關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44條第2項、第3項、第150條第1項規定，建立封鎖線，禁止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進入刑事案件現場，或命其離開現場，以此方式隔絕渠等錄音、錄影、公開傳輸影音資料之機會。」(註：就是封鎖現場，禁止人員進出該處所；妨害搜索扣押而不得在場)類似這種民眾自行錄音錄影行為，是否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並非有絕對標準，主管機關認為還是要由執法人員審酌具體個案情節判斷。當然，民眾若在拍攝時有對警察施加強暴脅迫情形，是會構成妨害公務罪的。
有一個新聞案例是這樣，某甲老翁因拿手機對著員警錄影，遭到員警喝斥「侵犯肖像權」，第一審裁定法院以某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2000元罰鍰，結果第二審抗告法院不僅撤銷裁罰，還將員警以涉犯強制罪職權告發移送法辦。參考這個案例，吾人可以清楚知道，一般人民實在很難理解實務標準到底要如何判斷。
我們來看一下這二個天差地別的法院見解。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度花秩字第24號刑事裁定，該裁定認為某甲於依法於花蓮火車站前執行交整職務之員警某乙，以持手機針對員警錄影之方式，侵害員警肖像權，經員警制止並請求刪除，被移送人無故拒絕並意圖離開現場，並於離開過程推撞員警，顯已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言詞及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1項、第85條第1款裁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這個裁定見解認為，員警某乙當時身著制服，一般人均可一望即知正在執行職務，某甲對持手機靠近並環繞員警拍攝影像，所為自有影響員警執行職務之虞；且個人對自身肖像及隱私權期待，雖於公眾場合可能有所降低，但並非身處公眾場合就不得享有隱私或肖像權，某甲朝員警某乙之拍攝行為係明顯針對員警所為，並非拍攝火車站而順便拍攝到員警，其所為自有不當，經警員制止並請求刪除後，無故拒絕並於離開過程推撞員警，應屬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行動相加。
然而，經某甲提出抗告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度秩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卻有了相反的結局，抗告法院的裁定認為，公務人員在公開場所執行公務，本身即是代表國家公權力執行勤務，而非以私人身分活動，其既已受國家法律對於公務執行之保障，其職務執行、行止與言論，自本即應受公開之檢視與監督，並無隱私權或肖像權可言。且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監督，其公務人員之人別辨識本即是至關重要之事項，攸關人民事後是否能檢舉、追究乃至追訴特定公務人員之行為。故如禁止人民拍照、攝影公務人員之臉部或其他可資辨識人別之資料，則對於公眾監督必然造成嚴重之妨礙。況我國亦無任何法律禁止人民在公開場所，對執行勤務之公務人員拍照、攝影，公務人員自不能自行增添法律所無之規範，限制人民之行動自由。另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1款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為其要件，故除行為對象需為「執行職務時之公務員」外，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更需具備「適法性」此一構成要件要素。其次，所謂公務員執行職務之「適法性」，應自公務員所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依據執行職務時相關法令規定，客觀地加以判斷，且不僅公務員對於該等職務需具有抽象之權限，且該特定職務行為亦需屬於公務員具體權限之內，倘該職務行為另有合法性要件，更不得有明顯違反合法性要件之情形。
在這個案例，抗告法院勘驗現場員警密錄器影像，某甲當時解釋現場為公共場所，其拍攝係員警臂章並拒絕刪除後，員警仍不斷堅持要求某甲將照片刪除，其稱因侵害其肖像權，某甲拒絕並試圖離開時，員警口頭命令某甲不得離開，多次阻擋於某甲離開路徑，某甲多次試圖繞過員警，並以手揮開員警阻擋其前進之手，畫面並未見任何某甲除試圖離開現場以外對員警有何攻擊之舉動
抗告法院審酌全情認為，我國並無任何法律禁止人民對執勤中之員警拍攝或錄影，更無規定員警得因此有要求查看人民手機內照片、影片，甚至要求刪除之授權規定。法律既未禁止人民對執勤中之員警拍照或錄影，某甲之行為自未牴觸任何法令，員警自無任何理由限制被移送人離開現場，員警多次命令並實際以身體阻擋被移送人離開，又未明示其禁止某甲離開之法令依據。員警口稱某甲妨害公務，卻未見其有將某甲逮捕，或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2條前段通知某甲到場接受調查之表示，卻又限制某甲離開，其限制被移送人行動之舉措，最後，除了撤銷原本的裁罰之外，法官還將員警以公務人員假借職務上機會，以故意犯強制罪之高度嫌疑，職權告發以求端正警紀，並維多數謹慎執行職務員警之職業尊嚴。
由此看來，員警執勤時，民眾得否對員警拍攝？員警得否阻止民眾拍攝？還是要依現場狀況來判斷，不過在法院實務，若法官是比較自由派的，可能民眾拍攝權會有優勢，若法官是比較保守派的，則民眾拍攝權會有劣勢。然而，無論如何，都要互相小心謹慎，千萬不要動氣，否則就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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