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由於本案被告被起訴之罪高達700罪以上，且以檢察官主張之事實內容，本案尚須審理數百名被害人；又本件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之證據調查程序經計算至少需24個全日審理期日，足見本案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且難以排定審理計畫，基於以上種種因素考量，法院最終依被告聲請及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

依據國民法官法（下稱同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國民法官法》於今年1月正式上路，象徵司法系統重視民眾聲音的第一步，比起德國的專家參審、美國的陪審、韓國的觀審，台灣這部法律和日本施行十多年的裁判員制度最為接近。對民眾來說，擔任國民法官和軍隊教召一樣，是一種義務，不去可不行的，會不會有人像是躲教召、躲當兵一樣，不去當國民法官呢？有沒有人是不能當也不必當國民法官的呢？當然是有的。

國民法官法的大部分條文在今年1月1日開始施行，在臺中地方法院已經確定有殺人案件將第一次適用國民法官制度，相信不免有人會好奇國民法官是如何選出的，因此本文就此議題初步說明。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後，臺灣刑事司法將進入巨變時代。司法院希望讓全國人民有可能藉由參與審判，而讓審判更接地氣，推出人民參與審判的法律。
是否要讓國民全程參與法院的刑事審理程序，乃至可以與職業法官相互討論及陳述意見，進而與職業法官共同形成最終決定，一直存有爭議。事實上，司法院曾先後推行「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國民參審試行條例草案」、「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等，近期則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最終，在2020年7月22日更名通過《國民法官法》，該法預計於2023年1月上路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