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朱學恒涉嫌強吻台北市議員鍾沛君一案，朱學恒在日前跑去告發自己，搞的大家摸不著頭緒，原來他只承認「性騷擾罪」，不承認「強制猥褻罪」。然檢察官並不買帳，還是以強制猥褻罪起訴。這二天，第一審判決出爐，新聞報導指出，台北地院依強制猥褻罪重判決朱學恒有期徒刑1年2月，還可上訴。

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方法而仍無法形成有罪判決之確信心證時，則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此一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白話來說就是，如果所有找到的證據都沒有辦法讓法官確實相信被告有犯罪而應受刑法之處罰，則法官就只能選擇對被告有利的認定。

根據新聞報導指出，有幾位民眾因為警方設置之爆閃燈光線刺眼，認為爆閃燈反而會影響行車安全，由於陳情未獲回應，於是自行拔掉爆閃燈電源，新聞引起熱烈討論。警方為了交通安全，在某處易肇事路口，裝設紅藍光閃爍的爆閃燈，藉此提醒用路人注意，卻遭民眾認為爆閃燈太刺眼，影響視線反而增加危險，就擅自拔除爆閃燈的電源線；雖然關燈的幾位民眾強調沒有拆除或破壞，只是覺得爆閃燈太亮而影響視線，自稱關燈動機是日前騎車行經該處被爆閃燈閃到眼睛不舒服，才會拔除爆閃燈的電源。但警方認為此舉已涉嫌私刑正義觸法，乃移送地檢署偵辦。

據報載台北市議員陳重文因涉嫌市政府採購監視器案，遭臺北地檢署以有利用職權替廠商護航及增加預算，從中收取賄賂之嫌疑，日前遭檢方搜索其辦公室並漏夜偵訊後，認為涉案情節重大，有與業者串供之嫌，故向法院聲請羈押，而臺北地方法院裁定以200萬元交保，令檢察官不服裁定結果，亦將提起抗告。到底議員是否確實涉案，有待司法後續調查，然履約廠商找民意代表施壓採購機關，要求增加預算的情形，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會有何責任呢？

所謂保母，在我國法上的正式名稱係「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托育人員」），係由受託兒童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人員，提供兒童於居家環境中之收費托育服務。其服務類型又可區分為「在宅托育服務」、「到宅托育服務」。前者係指托育人員受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委託，在托育人員提供托育服務登記處所提供之托育服務；後者則係指托育人員受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委託，至兒童住所或其他指定居所提供之托育服務。

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我國訂有《勞工保險條例》，依據勞保局解釋，勞工保險是在職保險，其對象為實際從事工作，獲得報酬之勞工，分為強制加保對象與自願加保對象兩類，以強制為主，自願為輔。
不過，基本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第1項規定，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亦即，多數工作老闆都是要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8條規定，機關辦理公開招標需有三家以上廠商投標，才會進入開標決標程序；再參考同法第18條第4項規定：「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又同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現在有一個問題，若機關將「限制性招標案件公告成公開招標」，而且有廠商真的參與陪標，是否會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詐術投標罪」？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599號、57年度台上字第16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裁判意旨參照）。

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由於本案被告被起訴之罪高達700罪以上，且以檢察官主張之事實內容，本案尚須審理數百名被害人；又本件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之證據調查程序經計算至少需24個全日審理期日，足見本案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且難以排定審理計畫，基於以上種種因素考量，法院最終依被告聲請及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