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刑法第224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次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至3項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11號民事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第二級毒品大麻，係指長成之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經乾燥後適合於施用之製品而言。故對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以人工方式予以摘取、蒐集、清理後，再利用人為、天然力或機器設備等方法，以風乾、陰乾、曝曬或烘乾等方式，使之乾燥，亦即以人為方式加工施以助力，使之達於易於施用之程度，自屬製造大麻毒品之行為。至於自然掉落、枯萎之大麻花、葉，因其本身即含有大麻成分，於自然枯乾後固可作為毒品施用，惟如在其自然脫落、枯乾之過程中，並未以任何人為方式予以助力，即無製造大麻毒品之行為可言。」
關於訴訟案件更審後又提起上訴的法官，若與發回更審前的法官相同時，有無迴避之必要問題，日前憲法法庭公布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提到：「……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規定所稱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係指法官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不包括『曾參與發回更審前同審級法院之裁判』之情形，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毋庸補充或變更……」，憲法法庭最主要的理由為：「……最高法院之發回判決而言，發回意旨未必對被告不利，因此曾參與發回判決之法官，嗣後又參與該案件再次上訴後的第三審裁判，對於被告而言，也未必會發生不利之預斷風險。反之，曾參與前次發回判決之最高法院法官，如又參與該案件再次上訴後之第三審裁判，則有提高審判效率，避免訴訟延遲之正面效益。況最高法院發回判決之發回理由，不僅可拘束受發回之更審法院（垂直拘束），對受理更審後上訴案件之法律審（即最高法院本身），亦有其拘束力（水平拘束）。不論最高法院審理更審後上訴案件之法官與發回判決之法官是否重複，皆然。是同一案件於發回更審後再次上訴第三審時，如有曾參與該案件先前發回判決之法官重複參與該第三審裁判，並採取與先前發回判決之相同法律見解，亦屬上述發回判決水平拘束效力之結果，而非純係該等重複參與第三審裁判法官之個人偏見或偏頗之虞所致……」，最終認定更審前參與過第三審裁判之法官於更審後又參與第三審裁判者，不須迴避。 +
大法官在憲法判決中重申了《公務人員保障法》前述規定具有職災保護的性質，所以就「意外」的解釋上，「並無將當事人疏忽所造成事故予以排除之意思」，然《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卻規定「本辦法所稱意外，指非由疾病引起之突發性的外來危險事故。」，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大法官認為牴觸了憲法保障人民的服公職權，白話來說就是不符合憲法要求國家保護公務人員的精神，最終做成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5號判決，未來關於公務員的職災補償，應該比照原本保險法對於「意外」的定義，不應排除公務員個人疏忽所導致的意外才對。
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規定：「法官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而在大法官釋字第178號解釋裡說明，俾刑罰權得以正確行使為目的，為求裁判之允當，為了不影響審級之利益，為貫徹推事迴避制度之目的，如無事實上困難，該案件仍應改分其他推事（即法官）辦理。
近日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宣布了關於毒品案件的新判決（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在過往宣告販賣毒品罪唯一死刑違憲後，這次再次宣告現行最輕只能判決無期徒刑的規定依然違憲，引發不少網友討論，法務部雖然尊重憲法法庭的判決，但同時也宣布將大力查緝毒品。
祭祀公業經內政部的定義為「前清或日據時期先民離鄉背井之際，為懷念其原鄉祖先，而由子孫集資購置田產，以其收益作為祖先祭祀時之備辦及聚餐費用」，又所謂派下員，按祭祀公業條例的定義是指「祭祀公業的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祭祀公業在學理及實務上一直是充滿討論空間的議題，從祭祀公業本身的法律地位到祭祀公業財產的歸屬，無不有討論與分析，本篇則聚焦至最近釋憲實務上所探討的爭議，女性子孫是否得擔任祭祀公業的派下員；更進一步的問題，嫁出去的女兒是否如同傳統俗諺所說，如潑出去的水一樣，屬於外人而不能擔任祭祀公業派下員呢？
新聞報導音樂老師於中壢火車站遭警員盤查，音樂老師認為此行為愚蠢至極，而拒絕提供個人資料予警員，不料，因情緒用語而被警員以妨礙公務之罪名上銬帶回警局，失去九個小時的行動自由，據此，音樂老師認為法治國家執法人員不應如此濫權，而對該次盤查提出訴訟，偵查中檢方以不起訴處分結案，音樂老師便提出再議之聲請，高等檢察署發回桃園地檢署續為偵查，之後不但獲得起訴處分外，桃園地方法院並因該名警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及有期徒刑6月之刑責，全案仍可上訴，尚未確定。此判決也讓原本已淡去的網路論戰，再度掀起討論浪潮，那麼警員盤查究竟要有如何的條件才是合法行使職權，而不會演變成侵害人民權利呢？
我國人民與外籍人士結婚後，可以申請依親居留簽證，合法居留臺灣，但在過往實務上，外籍人士「假結婚真賣淫」、「假結婚真打工」等情況層出不窮，對於「特定國家」之外籍人士（例如印尼、菲律賓、越南、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家），外交機關會以面談方式嚴格審核（參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面談作業要點），如外交機關認定虛偽結婚，即會駁回申請，此時因外籍人士還不在臺灣（因還未取得居留簽證），如要自己提起行政救濟，在文書作業上恐曠日廢時（可能須經過公證或認證），故在司法實務上會出現由外籍配偶之配偶，即由本國人民提起行政救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