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定：「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其中所謂用盡審級程序，指的是一般法律救濟途徑而言，而再審則是特殊之法律救濟途徑，同時，再審的審判對象為「確定終局裁判」，因此即使沒有提起再審，仍然可以以第三審裁判（確定終局判決）來聲請憲法訴訟。

有些債務人為了躲債，可能會買人壽保險契約，又或者是債務人只是想要一個真正的保險，所以買了人壽保險契約。以前，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這種人壽保險契約，可能不行強制執行。但是，民國111年12月9日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改變了這個強制執行的實務狀況。

對於判決中沒收的部分不服上訴，實務以往的處理方式，是以「如無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情形，本於罪刑不可分原則，應視為全部上訴，由上訴審法院就全部犯罪事實、刑與沒收等其他法律效果均為審理」；然而在110年6月16日增訂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後，基於「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之立法目的，可以只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為一部上訴，且實務目前一貫的處理方式是：「倘原判決沒收部分與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刑之量定，予以分割審查，並不發生裁判歧異之情形者，即無上訴不可分之關係」，不過個案中，如何分割審查而不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與刑之量定，卻常未見法院判決有詳細之說明。

刑法第57條為法官量刑之標準，其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法官於個案中會依據本條，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然而觀察上開10款量刑事由，並沒有看到任何一款規定「犯罪所得」，則「犯罪所得」究竟是否會成為法官科刑時加重或減輕的因子？與法官量刑又有何關聯？

近期最高法院之判決似乎有一改過去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見解的徵象，其對原所持之見解，態度有所鬆動，甚至以此駁回本案原審法院依據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意旨所為之判決。本文認為，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其實並未明確說明買賣標的物於契約成立前存在之瑕疵即無民法第227條之適用，而肯定契約成立前已發生之瑕疵若符合民法第227條規範要件，可主張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似對於契約當事人更有保障。

按刑法第224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次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至3項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遲付租金之總額，達2年之租額時，適用前項之規定，民法第440條定有明文。

「借名登記」（借人頭）是具有台灣特色的法律關係。就房屋及土地而言，借人頭登記的主要目的大概不脫避稅、提高信用、不想讓名下有太多財產、對抗打房政策等等原因。而「借名登記」的基本法律關係構成，有借名人、出名人及標的物。最高法院就「借名登記」常見的定義是：「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87號民事判決參照。然而，雖然最高法院承認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但其衍生之交易安全弊端及悖於不動產登記公示、公信原則之疑義，恐怕遠大於承認此制度所追求之目的，因而須再思考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家事案件是涉及身分關係的訴訟及非訟案件，主要的事件類型約可分為婚姻、子女、遺產、夫妻、監護或是保護令等等（家事事件法第3條參照）。因涉及家庭、身分關係，故對當事人而言是不欲人知之私密事項，為保護家庭成員之隱私及名譽考量，原則上家事案件的審理有別於一般訴訟案件，是以不公開審理為原則（家事事件法第9條參照），所以有關家事案件的法庭活動，除了當事人、關係人或在場執行職務的司法人員及當事人委任的律師外，他人無法從中知悉。但是，家事事件法雖規定家事案件須以不公開審理，但仍然會按法院組織法第90條2項的規定為錄音、錄影。那如果當事人在開庭後認為有主張其權利的必要（諸如：書記官記載筆錄有缺漏或對審判長訴訟指揮認有侵害其權利等），而需向法院聲請交付法庭的錄音、錄影光碟，法院應予准許嗎？

三立新聞台「揭弊女神」主播馬郁雯因先前在採訪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時，質疑其直播募款120萬元違反政治獻金法，事後臉書粉專引來大批網友攻擊。馬主播在4/11時怒斥：「我尊重言論自由，但不代表你（妳）們可以對我人身攻擊、甚至用惡毒的語言問候我的家人」，並針對其中出言不遜的21名網友提告，還特別強調「這21人一個都跑不掉，我們法院見！」。而在這事件中卻出現意料之外的插曲，這21名網友當中竟有3名是現職員警，分別服務於新竹市警察局法制科、高雄市警察局前鎮分局前鎮街派出所，以及航警局安全檢查大隊，萬萬沒想到，這3名員警均不約而同的用了網路老梗宣稱自己的帳號「被盜用了」。而這種以「帳號被盜」抗辯非自己所為的說詞，在刑事訴訟上真的行得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