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

實務判決關於靠行等交通行業，多認為民法的僱用人責任規定，是為了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稱之受僱人，就要從寬解釋，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是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例如：將營業名稱借與他人使用的情形，車隊如果以只是提供叫車服務的居間者角色(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或類似乘客與司機間的仲介，抗辯對於司機沒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而主張不應與肇事司機同負連帶賠償責任，這樣對於一般人會沒有保障，所以法院實務多認為車隊與肇事司法應負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同條第4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不在此限。」

依據112年度交上易字第216號刑事判決意旨：「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之重傷，係指除去同項第1款至第5款之傷害而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者而言；所謂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係指傷害重大，且不能治療或難於治療，於人之身體或健康有重大影響者而言。如僅右肩活動度喪失『3 分之1』，即未合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自與刑法所謂之重傷害意義不符。」除了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一耳或二耳之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一肢以上之機能等這種五官功能的毀敗等，其他關於類似重傷認定，實務多以此為論述。

「如有毀損，照價賠償！」這是我們生活中常看到的標語。但短短幾個字，其實存在損害賠償責任範圍的問題。所謂「照價」，到底是什麼意思？誰來認定？照貼標語的人說了算？難道因為東西遭破壞，所以剛好可以「舊換新」嗎？如果牽扯到高單價、高折價的個人財物，如汽車相撞，不管是賠償權利人或賠償義務人，都應該在賠償的責任範圍好好計較一下，才不會吃虧。這涉及了損害賠償的法律關係中，債務人的責任範圍應如何認定，才符合公平的問題。

員工在上、下班的通勤途中，如果不幸發生車禍受傷，必須接受治療（不管是在家或在醫院休養）而不能上班，那麼這段期間或後續回診期間，未能取得的薪資，以及增加支出的醫療費用，可否向雇主請求？或者，雇主是否有支付員工「全薪」及醫療費用的義務？這個問題涉及了一個大前提：員工通勤發生車禍，是否為「職業災害」？如果是的話，那麼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9條，勞工原可領得之薪資及醫療費用，就屬於雇主的補償責任範圍。

人命值多少？­車禍死亡，家屬可請求多少精神賠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