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8條規定，機關辦理公開招標需有三家以上廠商投標，才會進入開標決標程序；再參考同法第18條第4項規定：「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又同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現在有一個問題，若機關將「限制性招標案件公告成公開招標」，而且有廠商真的參與陪標，是否會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詐術投標罪」？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599號、57年度台上字第16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裁判意旨參照）。

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由於本案被告被起訴之罪高達700罪以上，且以檢察官主張之事實內容，本案尚須審理數百名被害人；又本件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之證據調查程序經計算至少需24個全日審理期日，足見本案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且難以排定審理計畫，基於以上種種因素考量，法院最終依被告聲請及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實務上向來採取較為寬鬆的認定，只要是公務員藉由職務本身固有之機會或職務上衍生之機會，因勢乘便而詐取財物者均屬之，而「加班」是為使公務員順利執行其職務所設，當然包含在執行職務的範圍，因而本案王男詐領加班費的行為，符合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構成要件。但在適用刑法時，尚須考量刑罰的目的，而非一概治亂世用重典。

美加國際旅行社（年代旅遊）承攬的越南富國島旅遊，在春節期間發生旅客遭丟包事件，約292名旅客在越南富國島上被丟包而無法回家，甚至讓越南的越竹航空看不下去，基於人道主義先自掏腰包把被丟包的旅客運送返台。旅印作家「印度尤」則在粉專上分享自己的經歷，表示提前4個月付清費用，卻在出發前才發現家人沒有機票，帶律師前往旅行社要求退費，時任負責人的林大鈞也很豪氣地簽名承諾退款，並不斷宣稱他會處理，但事後卻惡意拖延，持續找藉口搪塞。一連串的行為讓網友直呼這種行為根本成立詐欺罪了！這種收了款卻不完成履行契約的行為，有可能成立詐欺罪嗎？

依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罪行為人若沒有與被害人和解，通常是不會獲得緩刑之宣告。基本上，若犯罪行為人被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可能不用被關了。亦即，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例如：行為人被依傷害罪起訴，法院審理後判決五個月有期徒刑，就可以聲請易科罰金，罰錢了事而不用關。但是，若被判處八個月或一年二個月有期徒刑，就會被關進牢裡了。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

關殺人未遂與傷害的區別，參照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03號判決意旨：「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行為人是否具有殺人之故意，加害時所用器具，被害人受傷多寡以及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之處，有時雖可藉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心證，但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尚須就行為人主觀犯罪認識與客觀犯罪事實，參酌社會上一般經驗法則論理為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92號判決意旨：「又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殺人未遂與傷害之主要區別端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而行為人於加害時，有無殺意或僅具傷害故意，應參酌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客觀環境，如行為人因何原由逞兇，行為當時之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攻擊時之力勁是否猛烈足資使人斃命，及攻擊所用之器具、攻擊部位、次數、用力之強弱、被害人受傷之部位、程度等情況予以審認。」。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37號刑事判決意旨：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判斷醫師就醫療行為有無過失，應以其不注意於可預知之事實，或於防止危險之義務有所懈怠，且以危害之發生與怠於注意，或懈怠防果行為間有因果之關聯為要件。如行為人行為時已盡其注意之義務，或結果之發生無預防之可能者，即無涉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