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刑法第224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次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至3項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檢察官與法官求刑及量刑審酌上之依據，然其審酌之款項順序及內容卻無具體說明。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與法官會因所處角色及職務內容關係的不同，在量刑因子的使用上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例如：於偵查階段，被告因尚未被起訴，多數會有投機、心存僥倖的心態而挑時機認罪，也不會馬上和被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在犯後態度普遍不佳的情況下，檢察官自然會予以從重求刑；然而在審判階段，多數被告會認為起訴後，被判刑的機率高，基於木已成舟的心態，多會坦承犯行以換得較輕的刑罰。又例如：於偵查階段，檢察官有較多機會接觸到被害者及其家屬，因此也多能以貼近被害者的角度對被告求刑；而在審判階段，法官接觸被害者的機會不多，甚至趨近於零，在量刑考量上，較少會從被害者角度出發。以上種種因素均是形成檢察官求刑與法官量刑有所差異的原因（註一）。

關殺人未遂與傷害的區別，參照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03號判決意旨：「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行為人是否具有殺人之故意，加害時所用器具，被害人受傷多寡以及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之處，有時雖可藉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心證，但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尚須就行為人主觀犯罪認識與客觀犯罪事實，參酌社會上一般經驗法則論理為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92號判決意旨：「又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故殺人未遂與傷害之主要區別端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而行為人於加害時，有無殺意或僅具傷害故意，應參酌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客觀環境，如行為人因何原由逞兇，行為當時之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攻擊時之力勁是否猛烈足資使人斃命，及攻擊所用之器具、攻擊部位、次數、用力之強弱、被害人受傷之部位、程度等情況予以審認。」。

實務判決關於靠行等交通行業，多認為民法的僱用人責任規定，是為了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稱之受僱人，就要從寬解釋，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是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例如：將營業名稱借與他人使用的情形，車隊如果以只是提供叫車服務的居間者角色(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或類似乘客與司機間的仲介，抗辯對於司機沒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而主張不應與肇事司機同負連帶賠償責任，這樣對於一般人會沒有保障，所以法院實務多認為車隊與肇事司法應負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

對於在犯罪集團任職期間的薪資，依照最高法院近年來的見解，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49號刑事判決提到：「……於吸金集團所受領之固定薪資，如與其違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共犯行為有直接關聯，縱使其有部分業務執行行為未涉不法，但無從細分，當認整體已受其違法行為所污染，為不法所得，應予剝奪……」，最高法院另案111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刑事判決也提到：「……銀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其立法意旨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而取得者之犯罪獲利，以降低從事金融犯罪之誘因，故對於『犯罪所得』，扣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者外，均予宣告沒收。所謂『犯罪所得』係指不法行為所得，凡與犯罪有直接關聯性之所得、所生之財物及利益均屬之。在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非法吸金案件，其招攬投資人而收受之投資款，係產自該犯罪獲取之犯罪所得，而犯罪行為人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提供協力所獲取之薪資報酬，則係因實行犯罪而獲取之對價或報酬，兩者均屬『犯罪所得』，應依法剝奪而宣告沒收、追徵……」，認為薪資來源即使是被告提供「協力」所獲取的「薪資報酬」，也算是「犯罪所得」，應該宣告沒收。

按刑法305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判決（原判例 ）認為：「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又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755號、112年度上易字第676號判決參照 ）。所以，恐嚇的方法並沒有一定限制，只要有讓對方產生畏怖心，並讓對方知道將對其加以惡害即可。砸毀事務所雖然是對物毀損，但是此種在對方營業場所破壞的行為（即俗稱的砸店），破壞該店家內器具之舉動，客觀上已足以將加害生命、身體、財產之旨傳達予場所業主，而讓業主得知有警告之意，當然構成本罪的恐嚇行為。

依據國民法官法（下稱同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社會新鮮人被騙金融卡、存摺的情況，時有所聞。換句話說，詐欺集團除了騙錢外，還要騙帳戶來洗錢，讓較懵懂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不知不覺的就將存摺提款卡交出來，成為詐騙集團洗錢的人頭帳戶，因而變成警示帳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