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新聞報導指出，某位陳姓設備維修學徒被機械式停車位壓死，陳男的曾姓師傅被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二月確定，事後陳男父母認為曾男有疏失，提告對曾男索賠。案例事實大略是，陳男到某機電公司應徵維修員，他因為沒有相關職業證照，錄取後由曾男擔任他的師傅，兩人一組負責機械車位保養、維修工作，由曾男在旁指導陳男維修技術。某日下午，陳男到某大樓保養機械停車位，過程中以鈑手拆卸停車台油壓管，意外造成車台落下，曾男因為聯絡不到陳男，跑到大樓查看，才發現陳男已被壓死。當時陳男的雇主也被依過失致死罪嫌送辦，檢方調查後，將雇主及公司一同起訴，一、二審審理後，雇主後來與陳姓學徒父母達成和解。陳男父母也有對曾姓師傅的疏失提出過失致死告訴，檢方認為曾男指派無專業證照的陳男維修機械車位，依過失致死罪將他起訴，法院審理認為陳男當時是受曾男指示獨自到大樓保養機械車位，若案發當時有曾男在旁，應可預防陳男死亡，綜合相關事證後，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曾男有期徒刑八月。檢方認為量刑過輕上訴，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曾男是直接指派陳男到場，案發後不僅無悔意，也未與陳男家人達成和解，考量他的犯後態度，從重改判一年二月徒刑確定。

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11號民事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實務判決關於靠行等交通行業，多認為民法的僱用人責任規定，是為了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稱之受僱人，就要從寬解釋，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是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例如：將營業名稱借與他人使用的情形，車隊如果以只是提供叫車服務的居間者角色(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或類似乘客與司機間的仲介，抗辯對於司機沒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而主張不應與肇事司機同負連帶賠償責任，這樣對於一般人會沒有保障，所以法院實務多認為車隊與肇事司法應負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

智慧財產權之許多法規範中，賦予權利人一定期間的專屬權，除了積極的實施權能外，亦有消極的排他權能（註一）。在此排他權能下，實務衍生出一種特別的商業運作模式：即智慧財產權人不實施自己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權，而是藉由取締其他侵權人或企業並對其提起侵權訴訟，以取得和解金或損害賠償費用。為上述行為之智慧財產權主體被稱為非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下稱NPE），該維權手段係法律所創設並賦予之權利，此制度在我國及美國實務上已行之有年。

依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前段及司法院釋字第718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通常情況下室外集會、遊行需要採主管機關許可制（偶發性、緊急性集會遊行則另有規定），理由在於室外集會、遊行牽涉到諸多社會資源，很容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的秩序產生影響，甚至可能會因為該集會、遊行，而引起不同立場者間的衝突，因此主管機關有必要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而這過程中需要申請集會遊行者適時提供主管機關必要資訊，以供瞭解事件性質，評估社會整體狀況，將需利用到的公共場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為適當的規劃，並安排相關執法人力、物力，以協助集會、遊行得順利舉行，使社會秩序受到之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為達成上述目的，立法者在此範圍內，得自由選擇應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並妥為因應。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同條第4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不在此限。」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交上易字第137號刑事判決：「舉凡駕駛人駕駛汽機車行駛於道路過程之一切行止，諸如行駛、倒車、等候號誌、貨物裝卸、停泊車等行為，既然對其他用路人形成一定之干預，而有彼等間之互動及應遵循之規範，俱屬駕駛活動之一環，一旦失衡肇致事端（無論事故予以因果力，來自任何一方，或雙方、多方）滋生人員傷亡，均應認屬『駕駛車輛肇事』。非可望文生義拘泥於『已經啟動並行走』之進、退『行駛』狀態，始得謂之『駕駛』。」

對於在犯罪集團任職期間的薪資，依照最高法院近年來的見解，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49號刑事判決提到：「……於吸金集團所受領之固定薪資，如與其違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共犯行為有直接關聯，縱使其有部分業務執行行為未涉不法，但無從細分，當認整體已受其違法行為所污染，為不法所得，應予剝奪……」，最高法院另案111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刑事判決也提到：「……銀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其立法意旨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而取得者之犯罪獲利，以降低從事金融犯罪之誘因，故對於『犯罪所得』，扣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者外，均予宣告沒收。所謂『犯罪所得』係指不法行為所得，凡與犯罪有直接關聯性之所得、所生之財物及利益均屬之。在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非法吸金案件，其招攬投資人而收受之投資款，係產自該犯罪獲取之犯罪所得，而犯罪行為人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提供協力所獲取之薪資報酬，則係因實行犯罪而獲取之對價或報酬，兩者均屬『犯罪所得』，應依法剝奪而宣告沒收、追徵……」，認為薪資來源即使是被告提供「協力」所獲取的「薪資報酬」，也算是「犯罪所得」，應該宣告沒收。

採購法的黑名單制度，絕大多數時候是針對履約方面有疑慮的廠商，諸如借牌、偷工減料、欺騙招標機關、違約、不履約、履約有瑕疵等等，事先制定一個黑名單資料庫，來排除往後機關於締約上碰到不良廠商的風險，所以也被稱為不良廠商名單。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定中，其實也不乏政府保障勞工或是少數族群的規定，例如第14款的「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就是為了捍衛他們的勞動權，基於就業平等的概念而列入。本次最低工資法草案之所以會和採購法扯上關係，也是這個原因。

依據司法實務見解，誣告罪之成立，須告訴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而故意虛構事實，並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如果告訴人所告訴的事實，雖無法證明其為真實，但如果尚無證據證明告訴人是故意虛構該事實的話，就不能遽以認定成立誣告罪。換言之，不能僅憑告訴事實不實在，就認定告訴人成立誣告罪，尚須判斷告訴人是否有誣告之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