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為鼓勵廠商競爭，促進公共利益，對於廠商以詐術圍標者除訂有刑事責任、行政停權責任等外，對於採購機關也有明文規定，原則禁止機關以「綁規格」的方式來限制競爭，以防杜官商勾結，有替特定廠商量身打造標案，輸送利益的圖利行為，這一點可自採購法第26條第2項看出：「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然刑事法院不乏有承辦人因為惡意「綁規格」，而遭判決有罪的案例。
經手過政府採購的公務員或廠商，往往會感嘆政府採購相關法令多如牛毛，有時一個不留神就可能出問題，引來長官批評，然對政府機關來說，向民間採購又是不可或缺的事情，畢竟政府不可能自備所有政策所需要的設施、勞務、財物，公私合作、社會動員，對於日漸增加的國家任務來說，政府採購常常就是唯一解法，為了讓機關採購業務可以順利進行，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95條第1項就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但一定金額之採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希望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提升公務員的採購法能力水平。
現行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即公司的董事長、員工執行職務構成採購法的刑責時，公司也要負擔刑事責任，但由於公司是虛擬法人而非實體存在，不可能把公司關起來，因此公司不會被判處徒刑，這時採購法的設計是要公司負擔「罰金刑」，學理上稱為法人刑罰或是法人刑責。
現行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廠商於遭刊登採購公報的期間內，是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也不能作為分包廠商的，然而反過來說，只要不是在這個「期間」內，就算曾經被刊登採購公報而「期滿者」，就不在第103條第1項的效力範圍所及，甚至即使被刊登採購公報者，採購機關若真的有需要，也可以依照同條第2項的規定：「機關因特殊需要，而有向前項廠商採購之必要，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前項規定。」，破例不適用前述「黑名單」條款的規定。像是有些廠商確實負責供應某些機關所需的重要財物、勞務，卻因為其他機關的標案，遭刊登採購公報，為避免影響公共利益，這時候招標機關可以破例使用第103條第2項來排除第1項的效力，允許這家廠商投標或得標或分包。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0號判決之決定性實務見解認為：「押標金僅於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法定情形，且經機關明文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不予發還及其已發還並予追繳押標金者，機關始得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倘招標文件並未記載押標金不予發還或追繳之事由，縱令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情事，機關仍不得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總之，在舊法時期，最高行政法院強力見解認為，還是要以招標文件有記載始得不予發還。
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之所以會有與貪污治罪條例交錯競合，在於行為人涉及到公務人員，如果是廠商之間的詐術圍標，本身並不涉及公權力行使，僅會適用採購法第87條的相關規定處理，或者是另外涉及詐欺、背信或是偽造文書罪，然一旦有採購承辦人員涉入其中，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這裡所稱的採購人員，並非是採購法第88條所稱的「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此類人本質上與「公務員」或是「刑法上的公務員」不同，並不會適用貪污治罪條例，舉例來說，像是負責監造的建築師、顧問管理公司等等，可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1號判決：「馮ＯＯ係ＯＯ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受縣議會委託辦理本案主體工程標之招標設計、監造、驗收等事務，竟洩漏關於採購應秘密之經費概算書予楊ＯＯ，復與楊ＯＯ共謀，由楊ＯＯ覓得ＯＯ公司、ＯＯ公司陪標，由內定之ＯＯ公司標得主體工程標，且ＯＯ公司取得採購工程款後，扣除ＯＯ公司利潤579萬6000元及ＯＯ公司欠款29萬9918元後，支付馮ＯＯ388萬9582元，顯見馮ＯＯ應有洩漏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及馮ＯＯ與楊ＯＯ共同背信罪行。」，法院所論斷的不是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罪、收賄罪，而是刑法既有的背信罪而已。
所謂的員生消費合作社，是學校的學生和員工所集合共同所創的組織團體，按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第2條規定：「合作社為法人。」所以，員生消費合作社即是為了學校師生福利，為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生活用品銷售為業務的私法人組織。
法律救濟，首重時效，救濟時效過了，除非有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因素，否則再有理由，也只能被打回票。在政府採購程序上，大概可以用「決標時」當作公法、私法關係的分際點。決標前（含決標），如對於機關之招標、審標、決標有爭執，適用異議、申訴（政府採購法第74條）及行政訴訟等程序，決標後則是履約爭議調解、仲裁或民事訴訟，如此區分，是著名的「雙階理論」之概貌，也是當前實務運作模式。在前階段的公法關係中，行政程序法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多就異議、申訴須遵守之「救濟法定期間」定有明文，廠商必須在時效內進行異議、申訴等救濟行為。
廠商履約與機關發生糾紛，依照採購法第85-1條規定，廠商與機關因履約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可以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來調解，或是向仲裁機構聲請仲裁，由於機關和廠商通常都沒有事先簽署仲裁協議，所以爭議通常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來調解，前者在工程會，後者則在各縣市政府，這也是新聞中工程會出來說明調解結果的理由。
據報載台北市議員陳重文因涉嫌市政府採購監視器案，遭臺北地檢署以有利用職權替廠商護航及增加預算，從中收取賄賂之嫌疑，日前遭檢方搜索其辦公室並漏夜偵訊後，認為涉案情節重大，有與業者串供之嫌，故向法院聲請羈押，而臺北地方法院裁定以200萬元交保，令檢察官不服裁定結果，亦將提起抗告。到底議員是否確實涉案，有待司法後續調查，然履約廠商找民意代表施壓採購機關，要求增加預算的情形，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會有何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