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4月30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第一項）。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第二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第三項）。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三家者，準用前三項之規定（第四項）。」這個條文的立法宗旨在於，避免關說、綁標或非競爭採購關係（即選擇性、限制性招標）下造成「不當溢價」及「不正利益輸送」。然而，因違反第一、二項規定的法律效果在第三項，但因第二項規定有一個「亦」字，使得司法實務操作上產生一個問題，亦即行政機關扣除不正利益時，究竟是滿足「溢價」且「利益」兩要件始可，抑或擇一該當即可？
針對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過往或認為是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但是，就法人自己本身是否可構成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責任，容有爭議。
收養子女需要經法院裁定，以避免人口販運，侵害未成年子女權益的情形。只是，在古早時代，法律並沒有這樣強制要求，這時候可以因為有個人從小就被別人抱去養，所以就成立養子女的擬制血緣關係嗎？最近最高法院大法庭有了統一見解。
近年詐騙案件猖獗，智能犯罪取代了過去暴力犯罪的數量，在資訊科技時代，比起暴力向他人奪取金錢，以詐欺智取成為顯學，造成台灣詐騙集團盛行，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司法、檢警查緝甚嚴，逼得不少集團遠赴國外，跨國詐欺。即使如此，不少詐欺犯取款方面還是透過傳統的車手到提款機領款，法院近年來開始是用組織犯罪條例，將詐騙集團視為組織犯罪，而車手屬於參與詐騙集團的成員，即可適用該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強制工作三年。
最高法院審理的民刑事案件，因為法官員額較少，會有限量分案的現實考量，造成不少案件等了好久才判決，這就牽涉到分案的先後及流程等相關問題了。
立法院在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後，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的新制度，正式於(108)今年7月4日上路。
依據刑法第245條：「偵查，不公開之。」又依照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2條：「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偵查不公開之。」因此，不公開的理由，除了為確保偵查程序順利之外，還有保護案件當事人之名譽、隱私之用意。
本票沒有填載到期日，在商業上可以說是習以為常，往往這種時候，執票人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時，會直接以聲請日為到期日來計算，因為依照票據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到期日本來就不是絕對應記載事項。只是，如果有的執票人自行在本票上填入到期日的時候，法律效果如何呢？最近有則最高法院判決剛好解答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