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名登記」（借人頭）是具有台灣特色的法律關係。就房屋及土地而言，借人頭登記的主要目的大概不脫避稅、提高信用、不想讓名下有太多財產、對抗打房政策等等原因。而「借名登記」的基本法律關係構成，有借名人、出名人及標的物。最高法院就「借名登記」常見的定義是：「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87號民事判決參照。然而，雖然最高法院承認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但其衍生之交易安全弊端及悖於不動產登記公示、公信原則之疑義，恐怕遠大於承認此制度所追求之目的，因而須再思考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方法而仍無法形成有罪判決之確信心證時，則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此一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白話來說就是，如果所有找到的證據都沒有辦法讓法官確實相信被告有犯罪而應受刑法之處罰，則法官就只能選擇對被告有利的認定。
依據民法第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像是噪音擾鄰的損害賠償請求，就是以「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或稱之為精神賠償）。基本上，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民事判決意旨、105年度台抗字第23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依據司法實務見解，誣告罪之成立，須告訴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而故意虛構事實，並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如果告訴人所告訴的事實，雖無法證明其為真實，但如果尚無證據證明告訴人是故意虛構該事實的話，就不能遽以認定成立誣告罪。換言之，不能僅憑告訴事實不實在，就認定告訴人成立誣告罪，尚須判斷告訴人是否有誣告之故意。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刑事判決意旨：「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謂『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係指未經他人同意，無正當理由進入他人建築物而言，而認定行為人是否有正當理由，應就行為人進入他人建築物之目的、所採手段是否屬急迫而必要、所得保障之權利及該他人因而就建築物管領支配法益所受損害綜合衡量。」
在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依據本條規定，在符合「嫌疑人經拘提或逮捕」、「有相當理由時」，可以違反犯嫌或被告的意思進行採尿，也就是強制採尿，警方會依據本條規定對嫌疑人進行強制採尿。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認為「刑事訴訟法……未將律師或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而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排除於得搜索、扣押之外，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5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16條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之意旨不符」
最近，陸續有不少不動產借名登記的諮詢。過往案例，多是上一代買的不動產借登記在下一代名下，上一代過世後，被借名者拒絕返還而發生爭議，繼承人只好提出訴訟請求返還。本所近來也有幾件不動產借名登記勝訴案例，足見實務上這種糾紛經常發生，因此借親屬或子女名義登記不動產時，要特別注意。
雖然當事人(當事人簡單而言是指原告、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68-70條，可以聘請律師當訴訟代理人，代理自己出庭，但依民訴第367-1條第1項規定，自身還是有可能需要出庭接受法院訊問。
最近有一案例，警方查獲某男改造手槍和子彈，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認為警方未經某男同意而搜索，屬於無令狀搜索，也不符合緊急搜索要件，認定扣案槍彈無證據能力，判決某男無罪。